马克龙确诊之际,英国政局正掀起一场巨变 | 文化纵横

时间:2021-12-01 06:38 作者:华体会官网
本文摘要:✪ 佘倩影 |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 张佳俊 | 北京大学法学院【导读】据法国总统府12月17日通告,法国总统马克龙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并泛起一些症状,成为又一位熏染新冠病毒的西方国家向导人。此前几日,率先提出“群体免疫论”的英国开打新冠疫苗,但又同时发现新冠变异新毒株,疫情形势不容乐观;而再过半个月,英国脱欧过渡期就要竣事,无论英欧能否告竣商业协议,英国经济都可能受到打击。 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英国遭遇了史上最严重的衰退期,其也是欧洲经济反弹最弱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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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佘倩影 |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 张佳俊 | 北京大学法学院【导读】据法国总统府12月17日通告,法国总统马克龙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并泛起一些症状,成为又一位熏染新冠病毒的西方国家向导人。此前几日,率先提出“群体免疫论”的英国开打新冠疫苗,但又同时发现新冠变异新毒株,疫情形势不容乐观;而再过半个月,英国脱欧过渡期就要竣事,无论英欧能否告竣商业协议,英国经济都可能受到打击。

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英国遭遇了史上最严重的衰退期,其也是欧洲经济反弹最弱的国家。这种经济颓势与政治分化、社会分化、疫情危机等交相叠加,组成英国政府不得不面临的重大挑战;对于英国精英而言,如何从“分化的政治”重回“整合的政治”,已成为挣脱逆境的基础出路。在这种配景下,今年英国政府宣布叫醒“罗斯福精神遗产”,推出从经济刺激、科技创新、社会保障到政治厘革的全方位新政:一方面,在经济政策中越发强调弱势群体,关注区域平衡生长并试图停止社会阶级分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向以文官为代表的“幕后政府”提倡挑战,试图打破僵化的政界文化,建设首相主导的强人政治格式。总的来看,英国在重重危机之下的种种反映,具有鲜明的本土化和集中化特征,其背后也贯串着全球高风险时代某种日益普遍化的政治生长逻辑。

就此而言,英国的革新路径选择耐人寻味,也引人深思:无法挣脱风险社会的现代人类,将如何面临变化的政治秩序,改写自己的运气?本文揭晓于《文化纵横》2020年第6期,原题为“罗斯福门路能拯救英国吗?”,仅代表作者看法,供诸位参考。▍危机叠加:分化的大不列颠向那边去?2020年6月,亲历新冠肺炎生死劫的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提倡了号称是“二战”以来英国最激进的新政。约翰逊誓言,新政“不仅致力于战胜新冠病毒,还致力于使用这场危机,最终解决这个国家已往30年来尚未解决的庞大挑战”。那么,如何明白这种“庞大挑战”?其症结又在那边呢?眼光重返20世纪70年月末80年月初。

彼时撒切尔夫人领导守旧党赢得英国大选,随后推动以私有化为焦点的历史性革新,而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新当选美国总统的里根也推行了相似的革新政策,一种被称为“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厥后逐渐被简称为“新自由主义”,以下用此简称)的政治经济模式开始走上历史前台。在向全球扩张的历程中,新自由主义实现了工业生产、自由商业和跨国资本的内外合流,一度使西方重新焕发生机,但也造成了一国之内、国与国之间、地缘区域之间普遍的结构失衡。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发作,世界经济衰退加剧了这种结构失衡,进而泛起了卡尔·波兰尼预言的“钟摆效应”:继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普遍主义之后,与其相悖的反向运动——社会掩护、国家干预、反全球化、民族主义也逆势而起。包罗著名经济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内的许多西方知识精英纷纷指出,21世纪的新自由主义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而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降临,则进一步加重了这场危机。

英国正处于历史巨变的“漩涡”地带。金融危机以后,英国经济苏醒乏力,只管卡梅伦政府一度引领经济中兴,但如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安迪·霍尔丹(Andy Haldane)所言,“经济的‘蛋糕’没有迅速做大,而且‘蛋糕’切得并不匀称”,效果是贫富差距拉大,“民主赤字”问题日益突出。作为应对困局的重大厘革之一,起于2016年的“脱欧”,原本被英国人寄予了重新掌控国家生长主导权的热望。然而“脱欧”久拖不决,整整虚耗近四年时光才完执法法式,至今未能告竣脱欧后的英欧商业协议,反而使英国的内部矛盾越发突出:政党政治分化严重,一度泛起没有政党占半数议席以上的“悬浮议会”(Hung Parliament)和少数派政府,政策议程难以统合;国家裂痕逐渐加深,地方破裂主义此起彼伏,央地博弈之间的团结王国正面临更多的不稳定因素;社会分化显着加剧,脱欧催化下的民意进一步撕裂,民粹政治、身份政治取代阶级政治而成为影响政治走向的主要因素;官民信任深受重创,由于政治体制、主流政党和政治精英无法有效回应挑战,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的鸿沟进一步加深。

英国汉萨德学会最新观察陈诉显示,2019年英国民众对政府治理体制的评价降至15年来最低点,人们对国家存在的问题感应灰心,认为政府体制向富人和权贵倾斜,迫切希望泛起一个努力有为的政府来主导真正意义上的革新。有凌驾一半的受访者期待一位强人向导来打破通例,而不必到处受制于议会。

这种混杂着衰退、分化、怀疑、灰心、失衡等因素的“潘多拉魔盒”,随着新冠疫情的致命一击,最终被彻底打开。据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英国进入了历史上最严重的衰退,其GDP下降幅度在G7国家中最大,死亡率却在欧洲国家中最高。不仅如此,疫情袒露出政府治理的力有未逮,差别群体在生命康健处境上的鲜明对比,更使得英国社会的结构性不平等一览无余,从而加重了本已告急的分化逆境。

合而观之,由新自由主义整体逆境所引发的民主政治危机,由社会破裂逆境所衍生的身份政治危机,由新冠疫情所凸显的生命政治危机,一时间与经济衰退交相叠加,造成了英国的危机时刻。这些问题无不指向一个高度分化的大不列颠,尤以政治的分化和民心的凋零为最大挑战;而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重新增强国家整合,重建人民对体制的信任,凝聚国家生长的信心与协力,则被视为英国政治的基础出路。英国亟待一场国家治理转型,借用19世纪后期英国政坛焦点人物、守旧党首脑本杰明·迪斯雷利的话来说:“在这个国家,社会陷于渺茫而近乎瘫痪;它将迎来改变,需要相应的制度设计。”▍英式新政:当约翰逊叫醒罗斯福2019年12月,英国大选最终以守旧党取得压倒性胜利,首相约翰逊重新掌控议会而了结。

这意味着,在被悬置多年之后,英国传统的以中央集权、议行合一为特色的威斯敏斯特“强政府”模式得以重新激活,一定水平上扭转了此前高度分化的政治局势,为约翰逊政府努力施政缔造了政治条件,而新冠疫情的突发,在令新政府措手不及的同时,也倒逼出难过的革新契机。2020年6月27日,约翰逊的左膀右臂之一、英国现任内阁办公厅大臣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代表政府揭晓公然演讲,直言人们对传统政治经济精英的信心已经破灭,当下英国的危机堪比上世纪30年月的大萧条,迫切需要以美国罗斯福新政为样板,重塑英国政治生态,制止破裂进一步加剧。三天后,约翰逊本人宣布推出“罗斯福式”(Rooseveltian)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这两次讲话以及一系列政策,都以叫醒罗斯福新政遗产为焦点,从两方面勾勒出约翰逊新政门路图。

政治革新层面,以“让政府更贴近人民”为主旨推动英国政府转型,着重提升政府治理绩效和官员能力。戈夫认为,根据罗斯福新政的思路,英国革新的第一要务就是关注弱势群体,让政府更好地为所有人而非少数权贵阶级服务,建设越发包容的社会。在此意义上,“公共服务”不是公职人员谋取私利或安于现状的特权,而是一种以促进公民繁荣为目的、推动政府治理创新的时机和责任。详细到政府革新事项上:其一,拉近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距离,例如将政策决议中心从伦敦扩展到英国的差别地域,适度推动权力下放,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决议权。

其二,以“真正资助公民实现繁荣”为尺度,对政府方案和项目的评估既要严格又要斗胆,同时对外更多地分享和公布数据,由数据分析专家资助政府评估政策制定及执行的成败,以真正提升政策的有效性。其三,为使公务员群体适应新技术革命时代的治理需求,革新力争打破固有机制,树立“科技政治”这一全新的用人导向,将公务员队伍的素质结构从偏重人文转向偏重数理、经济和科工,推动“人才多样化”和“技术多样性”,以专家型行政克服形式烦冗的文书政治毛病。

除了这些详细措施,革新还力争从意识形态上扭转日益僵化的政府文化。戈夫认为,已往英国政府文化敌视冒险、实验和创新,而政治运作历程的僵化也倒霉于推动创新,更倒霉于官员负担责任。

因此,英国政府需要更多的激进主义,革新要为实验缔造空间,“转向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中,那些提出创新、与众差别、具有挑战性的建议的人,会有进步的空间,须要时,容许失败”。经济社会政策层面,革新以经济刺激为引擎,致力于解决英国区域生长失衡、创新动力不足、社会阶级固化等问题。首先,“基础设施建设革命”(infrastructure revolution)是约翰逊经济刺激计划的重中之重。

早在2020年春宣布的预算中,约翰逊政府就提出未来5年投资6400亿英镑用于基础设施的升级优化;在6月末的新政宣言中,约翰逊宣布实施50亿英镑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以促进就业和经济苏醒。为了给经济建设“开绿灯”,约翰逊政府彻底改变了1947年以来的英国计划法例体系,大幅压缩计划审批法式和项目建设交付时间。

为了刺激地产经济、解决年轻人和弱势群体住房难问题,英国政府一面出台房产印花税减免新政,一面计划在未来若干年内投资120亿英镑建设18万套保障房。为了促进区域协调、实现英国整体生长,中央政府也计划与地方政府互助,加速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基础设施建设,全方位改善四个区域之间的交通互联设施,以形成一个越发精密的团结王国。

与经济政策联动,约翰逊政府在科技、人才、移民、教育、情况等政策领域结构英国中恒久振兴。2020年3月初,约翰逊亲自主持召开科技委员会集会,要求围绕医疗、交通、能源和机械人等重点领域制订振兴英国科技的“登月计划”(Moon-shots)。今后,英国政府公布英国研究与生长门路图,专门设立首相府人才办公室,在收紧移民政策的同时,却针对国际顶尖人才推出了“全球精英签证”(Global Talent visa)。而在教育领域,针对多年来英国大学滥发“无条件录取”(unconditional offer)的问题,英国教育部推动改变以预估结果提前招生的、有利于中上阶级的招考制度,代之以先出结果再申请大学的新制度,让招考越发公正和透明,在一定水平上打破阶级固化、促进社会流动。

在情况领域,约翰逊提出“绿色苏醒”(green recovery),努力生长节能技术和新能源工业,投资生态掩护项目,以缔造更多绿色就业时机。总的来看,被外界贴上右翼标签的约翰逊政府并未推出极化政策,而是兼容守旧党和工党的诸多理念,走向了典型的中间门路。

▍挑战“幕后政府”:首相集权与强人政治的兴起为了牢固政治局势、落实革新政策,约翰逊政府一上台就对内开刀,向以文官团体为主体的“幕后政府”(deep state)提倡挑战。其效果正如智库“变化欧洲中的英国”(UK in aChanging Europe)高级研究员吉尔·拉特(Jill Rutter)指出:文官选任政治化趋势日益突出,英国政府“从团体内阁制转变为以首相之名、完全由中央主导的运行体制”,形成了大权揽于首相的强人政治格式。从历史上看,闻名遐迩的英国文官体制一度以中立性著称。然而随着科层体制的固化,文官群体自己也成为一种高度政治化的存在:一方面,他们在决议咨询、政策设计、情报处置惩罚、项目执行等历程中握有部门实权,实际影响力随着从政年限的增长而扩大,逐渐成为一个利益特殊的权要团体;另一方面,为了应对这种权要化趋势,制止“行政稀释政治”,首相与内阁和文官团体博弈不停。

自撒切尔以来,首相们都通过人事调整增强对文官群体的政治控制,约翰逊也不破例,而且还将这种内部斗争公然化了。2019年约翰逊执政之初,曾通过强硬撤换党内留欧派议员或开除其党籍、辞退一批内阁大臣等方式,促成了守旧党内部整合,组成了以强硬脱欧派为主的新内阁,尔后又赢得大选、重掌议会,大要上牢固了行政主导的政治局势。

然而在行政系统内部,握有实权的文官群体却趋于僵化守旧,大多数公务员希望英国永远不要脱离欧盟——例如时任英国公务员系统一号人物、内阁秘书兼国家宁静照料马克·塞德威尔爵士(Sir Mark Sedwill)就是公认的亲欧盟官员。为了克服权要主义、扫除施政障碍,约翰逊及其焦点幕僚筹谋推动一系列人事调整,一面清除那些不愿脱欧或疑惧革新的旧人,一面寻求引进拥有数理科工专才的新人,迫使一些高级文官纷纷去职。

英国智库“政府研究所”(Institute for Government)所长布朗文·马多克斯(BronwenMaddox)直言:“公务员压力很大。本届政府中有一种不容异议的论调,‘你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就不站在我们这边’。公务员制度的公正性受到质疑,这是前所未有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6月,作为首席公务员的塞德威尔也宣布告退,其后首席公务员的重权被支解,内阁秘书和国家宁静照料不再由同一人兼任。

此举震动了英国政界,《新政治家》认为,这意味着英国政府的运作方式发生重大变化,政府革新的恒久目的迈出重要一步。上述文官选任变化的事例,只是半个世纪以来英国文官体制从中立性转向政治化的整体趋势的一个自然延伸。约翰逊革新显然不止于此,他还改变了对内阁和文官的向导机制:其一,新设以首相为中心、协作抗疫的“委员会模式”。

为了集中气力应对疫情,在首相之下、内阁各部之上设立医疗保健、一般公共部门、经济与商业、国际事务4个执行委员会(implementation committees)。首相与各委员会卖力人形成五人小组,日常召开新冠疫情防控集会,尔后各委员会再指导相关部门做好详细决议,从而实现疫情防控的统一指挥和上传下达。其二,通过控制内阁各部下属的特别照料,来制约内阁大臣。

以往,特别照料一直由所在部的大臣治理,现如今首相直接越过大臣对特别照料发号施令,特别照料也直接向首相府汇报本部门事情,“被革新成了唐宁街的控制工具”。其三,借应对疫情之机,实现对各部信息情报及其公布渠道的集中统一治理。首相府建设了统一的信息汇总和公布机制,要求各部下属的通信联络团队直接向首相府汇报,而各部大臣也受首相府控制,不能随意公然揭晓意见。

这使得信息管控权被集中于首相府,内阁“被降格为另一组政府讲话人,只有当首相府允许时才气对外发声”。其四,提升首相府常任秘书的职位,要求高级官员向其汇报首相政策的执行情况,并将内阁办公室秘书处纳入首相向导之下,使之从首相与内阁之间的协调平衡者,转变为服务首相的直接工具。

吉尔·拉特认为,这些革新意味着首相正绕过内阁来施政,其效果无疑会强化首相之权,而贬抑内阁各部门及其大臣的权力。而《纽约时报》则援引英国政府前公务员马丁·斯坦利(Martin Stanley)的言论指出,革新之下的英国政府公务员越来越倾向于充当“朝臣”(courtiers),而首相向导体制则越来越倾向于集中指挥和管控(centralizedcommand and control)。▍余论新冠疫情的肆虐再次讲明,全球高风险社会已是世界不得不面临的一种运气,而与这种运气相伴的是,一种风险应对的集中化模式,正通过民族主义、经济管制、社会干预、行政集权等形式,差别水平地在全球铺展开来,险些又一次宣告了自由放任时代的终结。

即即是老牌自由主义英国,也未能突破这席卷寰球的洪流,其在重重危机之下的种种反映,已经不行制止地加剧了从政治到经济的本土化和集中化特征:一边是不放弃全球化,但经济重心连续向本土回调,突出经济民族主义;一边是突破通例政治,协调推动“整合的政治”,危机水平越深,政治与行政的关系越精密,国家治理体制也越集中。随着第二波疫情反扑而来,英国再次进入“封国”状态,约翰逊政府面临空前压力。眼下距离下一次大选另有四年多,约翰逊政府仍有政治资本举行重组,但在危机恒久化的趋势下,其政治经济整合门路会如何变化、又能走多远?是受挫后撤,导向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改良延时版,还是一往无前,导向危机集中模式的建制化以致扩大化?抑或是二者的“混元一体”?无论效果怎样,英国的政治和社会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

本文原揭晓于《文化纵横》2020年第6期,原标题为“罗斯福门路能拯救英国吗?”图片泉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接待小我私家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民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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